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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藝術家李洪波個展研討會在共同藝術中心成功召開藝術家李洪波個展“高考"研討會在共同藝術中心舉行,由策展人彭鋒老師主持。參與研討會的嘉賓為藝術家李洪波以及邵亦楊、夏可君、楊大偉幾位著名的藝術評論家。展覽聚焦教育體制、集體記憶與個體塑造之間的張力,借助教材、課桌等元素,構建出多重隱喻的視覺現場。藝術家李洪波以紙本教材為媒介,將標準化教育所帶來的壓力、夢想與反思轉化為可觸可感的裝置作品。本次研討會從哲學、社會學、藝術史及教育實踐等角度展開討論,不僅剖析了高考作為文化儀式的復雜內涵,也探討了在AI時代如何重新理解教育本質與人的創造力。
研討會現場
李洪波個展「高考」開幕式
和大家聊聊這個展覽。十幾年前我初次看到洪波的作品時就覺得很有趣——所見與實際情況往往很不同。比如他之前有件作品,看起來像木頭,但實際上可以打開、生長。而到了今天,這些作品又衍生出許多變化。洪波一直給我們一種對知識和藝術特別敏感的印象。這次展出的作品與剛過去的高考話題很契合。作為當下重要的社會現象,高考引發廣泛關注。洪波不僅從個人角度對此進行反思,更難得的是能深入本質,回歸到教育層面,引發我們對人才培養的思考。尤其在AI時代,如何培養人才?這是我們教育工作者需要共同反思的議題。洪波本身也是老師,他以藝術展覽的形式介入這一討論,很有意義。接下來請各位談談看法。
感謝各位老師和朋友的光臨。我的成長離不開在座各位一直以來的關注與支持,這份見證給了我非常重要的創作動力。這次展覽的主題源自我多年的創作探索。之所以選擇現在呈現,一方面是我的思考更為成熟,尤其是對空間的理解更深;另一方面是北京的地理條件讓實施這類大型作品成為可能——它需要相當的資源和人力支持。當前正值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邁向智能社會的關鍵階段,而我們的教育機制還未完全適應這一轉變。我認為此時探討這些議題尤其必要。今天到場的很多專家都身處教育一線,而我作為同樣從事教育的創作者,試圖通過視覺形象表達自己的思考。我也非常希望聽到大家從理論、社會乃至教學實踐的角度給予回應,你們的觀點會為我的作品注入新的問題意識,推動我走向更成熟的創作。衷心感謝大家。
李洪波個展「高考」展覽現場
本次展覽以“高考”為主題,相信很多人對高考都有一種特殊的情結——甚至高考結束多年后,還常常做相關的噩夢。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歷。雖然當年我考美院還算順利,但高考無疑是人成長中非常關鍵的一個階段。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學階段,幾乎完全被課本塑造。這一點和西方很不同:他們許多地方早已不再使用統一教材,小學階段就更強調啟發性和研究型學習,老師會帶著學生做課題、做研究。但即便如此,在西方,高考同樣非常重要,考試成績依然直接影響升學。這讓我想到拉康的觀點:我們之所以成為現在的自己,是被符號秩序、語言和文化所塑造的。這種“被塑造”的感覺,很明顯地體現在李洪波的作品中——課桌、男孩女孩的形象,仿佛就是我們當年的縮影。不知道李洪波是否讀過拉康?他的作品與這種理論視角非常契合。
研討會現場
我個人對哲學和社會學一直很感興趣。在荷蘭做展覽時,我曾與當地藝術家交流,發現我們對同一詞語的理解其實并不相同。這背后是認知基礎的差異:我的思考深受中國教科書知識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形成的是中國式的思維方式;而他們的理解則源自其自身的社會經驗和知識傳統。
這讓我聯想到拉康的鏡像理論。這些作品中的形象非常理想化、缺乏個性,正如我們在鏡中看到的自己——那是一個被投射的理想化版本,而我們真實的樣子似乎永遠配不上它,這種斷裂感伴隨我們一生。高考、書本以及藝術教育中的素描訓練,都是這種塑造的一部分。而將紙本材料變得可動、有韌性,仿佛是對壓抑的一種反抗。紙張本身也很有意味:看似柔軟,實則能劃破手;它筑起的“危墻”既暗示危險,也提示著教育制度中存在的問題。人如何能自由地自我塑造,而不被體制完全定義?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體制的塑造是雙刃劍:它既是一種壓抑,也可能成為我們尋求自由的起點。正是在與體制的張力中,我們也在不斷地成為自己。
李洪波個展「高考」展覽現場
邵老師提到的“鏡像”很準確。這個展覽讓我想到的關鍵詞是“可塑性”。洪波之前的紙雕塑已經展現出材料的悖論:紙既柔軟又可堅硬,既可拉伸又具韌性,這恰如教育本身的矛盾——高中階段本是青春可塑性最強的時期,卻承受著高考的巨大壓力。這種擠壓感在作品中通過書本的堆積得以呈現,它指向的不僅是個體經歷,更是需要反思的社會現實。此次展覽的另一個特點是其場域性。它不像傳統畫廊展,而更像一場美術館級別的裝置藝術,從教室場景到“躍龍門”牌坊,再到紀念碑式的構造,融入了歷史與科舉文化的記憶。
李洪波個展「高考」展覽現場 整體布局略顯規整,若能在穩固感之外更強化崩塌的危機感,或許張力會更足。觀眾若能參與互動,自行堆疊書本,可能更能打破這種“規矩”,體現壓抑與反抗之間的關系。此外,作品中男孩女孩的形象雖源自模造化的教育體制,卻仍帶有青春的鮮活感。這種標準化復制與個體情感之間的張力,值得進一步挖掘。最后,展覽具有很強的學術價值。洪波利用被廢棄的教材這一“現成品”,構建起一種社會雕塑,令人聯想到博伊斯的思想。它讓觀眾在空間中重新審視教育、規訓與體制,具備深刻的社會反思性,也具有繼續拓展的潛力。
研討會現場
我和洪波是多年好友,這次在共同藝術中心看到他的個展,令我十分意外——作為一個藝術機構,能如此堅定地推進學術性如此鮮明的項目,并不多見。洪波以往的創作常挑戰堅固與柔軟、永恒與可變這些二元對立,揭示“所見未必真實”。他善于在雕塑中注入可塑性與流動性,質疑表象,深挖自然與人工、傳統與當代、身份與文化等多重議題。此次他以“高考”為主題,遠超出一場考試的含義:高考是中國社會一個強烈的文化符號,是數百萬青年的成人禮,融匯了希望、壓力、夢想、公平與競爭。洪波通過教材堆疊出的“龍門”,既象征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希望之門,也隱喻系統帶來的壓抑與異化。
教材在此不僅是知識的載體,更構成一代代人的集體記憶。它們既曾是階梯,也可能成為高墻;既承載夢想,也是現實的重量。展覽引發我們反思:哪些是真正的智慧,哪些反而成為枷鎖?標準化教育能否包容個性?消耗性的教材在此被轉化為紀念碑,形成短暫與永恒、莊嚴與壓迫并存的張力。洪波并未否定教育,而是以復雜而深情的視角審視這一切。他讓我們思考:在吞下那么多標準答案之后,我們是否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解答。
李洪波個展「高考」展覽現場
謝謝各位的充分準備。我想從歷史角度談談高考與藝術的關系。在西方傳統尤其是康德看來,天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內心素質——天才為藝術訂立規則,而其自身卻不囿于規則。這意味著每個人天生都可能具有天才的特質,然而經過學校教育后,往往從“天才”轉變為符合規范的“人才”。因此,從藝術創作的本質來看,過分強調知識積累和規則遵循,甚至過度“聽話”,并不一定有利于藝術的發展。這與我們今天普遍認為“藝術家需要更多知識”的觀念有所不同。在康德的浪漫主義視野中,藝術更側重本能和天性。這也引發我們的思考:在當前的教育和考試制度下,如何平衡知識傳授與本能創造之間的關系?
李洪波個展「高考」展覽現場
彭鋒老師的策展為展覽注入了學術與思考的深度。教育本應尊重人的天賦與自然,大腦的能量效率遠高于AI,并能快速形成信念與創造力。藝術尤其依賴天賦,同一班級、同樣訓練,有人成為天才,有人止于工匠,這恰說明天生素質的重要性。洪波的展覽呈現出強烈的張力:十噸重的書本知識,真能塑造人的創造力嗎?藝術本質是創造而非知識堆積。若未來再創作,或可加強“重量感”與“輕盈感”的對比:紙材本身柔軟、脆弱甚至易受傷,可更多體現過程、差錯與意外。畢竟,高考嚴禁出錯,但天才往往需偏離常規、包容錯誤,正是意外和活潑賦予創造活力。此外,這不只是一場展覽,更是一個打開的社會雕塑和思想現場。它以教材為起點,卻構建出藝術與社會反思的空間,具有持續的生長性和公共意義。
研討會現場
作品中書本的可挪動設計很有意思,尤其是前面那件,挪動時形象會產生變化和破碎感——仿佛我們的欲望和理想也在被切割,讓人感到自身的不完整,這種表達很有親和力。洪波早在2012年就參加過悉尼雙年展,這個展覽遴選嚴格、視野獨立,能入選非常不易。他當時的“花海”系列也極具沖擊力,鮮花與槍械的對比隱喻著暴力與美好并存的狀態,這一主題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李洪波“花海"系列 他的“拉花雕塑”同樣體現出這種張力:既呼應美院自19世紀沿襲至今的學院派訓練模式——西方其實早已揚棄這類方法,比如法國皇家美術學院的雕塑館早在21世紀初就已取消,而我們仍投入大量時間在人體寫生上。這類訓練雖有助于造型能力,卻也可能限制創造力。洪波巧妙利用紙張這一媒介,既與他早年印刷、出版的經驗相關,也延續了他一貫對形式與內涵的雙重探索。此次展覽再次體現出這種強烈的對比與反思。
研討會現場
我總覺得我們的教育過于整齊劃一。知識更新太快,而標準課本一旦固定就難以跟上變化。在耶魯時,我看到他們沒有固定課本,教學材料可以隨時增補,甚至學生也能參與推薦內容。這是一種動態的知識生成。而現在,電子化讓這一切連“回憶”都難以留下。我們太依賴標準答案,卻忽略了創造性的表達。背書看起來是獲取知識,但若不加思考,其實只是機械重復。真正的教育應當平衡課本知識、標準答案與自由創造之間的關系,而不是陷入單一的模板。
研討會現場
直播的意義在于激發對創造的思考,包括引入AI或影像等形式,洪波的創作本身就具有延伸為一系列藝術計劃的潛力。這已超越傳統展覽概念,融合了勞作、交流等多元實踐。目前的展覽略顯中規中矩,缺乏一點破壞性。就像很多高校畢業時學生撕書宣泄的場景,展覽中撕碎感和釋放感不足,未能傳遞出高考或大學畢業后的那種復雜情緒。我在大學城常看到教材被論斤售賣,知識仿佛按斤定價、毫不值錢——這種對知識缺乏尊重的現象,值得深入探討。書籍可以衍生很多話題,不論中小學或大學教材,都能延伸出更有品質的討論。當前中國大學教育中,除清華、北大等少數之外,很多高校教育質量參差不齊,“水課”太多。洪波的項目正好可以切入這一現實,形成有態度、有范式的社會反思。
李洪波個展「高考」展覽現場
知識不僅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工具,更是認識自我、構建自我的途徑。我們通過知識一點一點建立起對自我的認知——使用什么樣的知識,就會塑造出什么樣的“自己”。標準化的課本往往塑造出標準化的身份,而開放的知識系統則可能孕育出更自由、更多元的個體。正如鏡子幫助我們看清自己,卻也限制了我們直接感知世界的可能,知識同樣具有這種雙重性。展覽中的作品呈現出一種張力:既強調固化與統一,又流露可變性與差異。真正的自我建構,應當是在吸收知識的同時,保持批判與反思,不被系統完全同化,從而在約束中尋找表達的自由。
當兒童開始學習語言、進入課本階段,才真正開始被社會和文化系統塑造,這也是體制壓力開始的源頭。藝術則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解構與釋放方式——好的藝術作品回應被壓抑的欲望,幫助我們實現自我,滿足表達的渴望。如今常提到“藝術療愈”,其實這并非新事,藝術本就具有療傷與釋放的功能。很多受過高考壓抑的人來看展,正是為了找回釋放的感覺。甚至撕書、毀書也不失為一種心理宣泄——我們既愛書,也渴望破壞它,以此告別過去的壓力。書本并不等同于知識。真正熱愛知識的人,未必擁有很多書,卻始終保持好奇心與開放的獲取方式。固執地崇拜課本、強制背誦、標準化考試,反而壓抑了求知的本質。藝術應當堅持自由表達、反對個性壓抑,讓我們在約束中依然能勇敢成為自己。
李洪波個展「高考」展覽現場
我選擇教材作為創作媒介,源于它作為社會公共屬性的特殊材料——無論個人好惡,教材是幾乎每個人都擁有并深受影響的物品,能迅速建立起與觀眾的情感連接。它承載了集體記憶、知識結構乃至社會進程的投射,是我將無形思考轉化為有形表達的理想媒介。我有意識地避開了宗教題材,盡管歷史上宗教文本存量巨大,但我更關注具有普遍社會共鳴的對象。教材正是這樣一個切入點,尤其小學和中學課本,貫穿了每個人的成長過程。
李洪波個展「高考」展覽現場 我的創作以十年為階段規劃。第一個十年(2010-2020)我探索了“拉花”和金屬雕塑;第二個十年則轉向更具社會性的主題,教材成為核心材料。為此,我深入研究中國基礎教育史,自1904年癸卯學制引入現代學校體系以來,教育如何塑造認知和行為。這不僅為創作提供依據,也拓寬了我對社會與人文層面的理解。感謝各位老師從拉康、哲學、社會學等角度為作品提供的豐富解讀,這些是我個人知識結構中所欠缺的。藝術的表達如何與中國轉型期教育、世界語言建構相結合,是我持續思考的方向。我期待在思維和學術上得到更多指引,以跨越創作中的認知瓶頸。
研討會現場
洪波很謙虛,但他這十年的創作歷程——從早期作品到如今在國家級的展覽,每一件都投入了巨大的能量,不僅是精神上的,也包括體力上的。這種持續、專注的投入能力,正是在長期藝術訓練中養成的珍貴素質。就像徐冰耗時多年完成一件作品那樣,這種“想清楚就堅持做下去”的意志,其實比知識更難能可貴。有了這樣的能力,無論做什么作品,都會顯示出與眾不同的力量。洪波的作品之所以獨特,正源于這種能量的凝聚與釋放。我很期待他在接下來的十年里,帶來更多令人驚喜的創作。
研討會現場
洪波這十年所展現的專注與嚴謹令人欽佩。他做事的投入和思維的系統性,極具學者氣質,這種品質不僅體現在創作中,也感染著身邊許多人——不少朋友甚至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多與他交流,感受他做人做事的態度。十年看似不長,但能堅持把一件事做透、做深,并不容易。洪波的思考方式具有鮮明的個人性,不容易被外界搖擺,和他交往常會被他“倒逼”著更深入、更有效地思考問題,可以說他是一位真正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當代藝術家。他注重創作前的調研與設計,更愿意以“對話”而非“研討會”的形式開放分享自己的思考過程。這種將創作邏輯與公眾、批評家互動的方式,極大地豐富了展覽的意義,也讓背后的文化力量得以傳遞。洪波的作品或許不屬于大眾流行,卻深深扎根于集體記憶,引發持續而深層的思考。這正是他創作的獨特價值所在。
一個好的展覽應當具備充分的討論空間。此次以高考與教材為核心的展覽,可在以下幾方面進一步深化:第一,教材的歷史維度。現有展品多采用較新教材,如能納入更早版本,可強化集體記憶的層積與變遷,突顯“教材”本身在中國文化中的經典地位及其背后的規訓意味。第二,身體的隱喻與張力。作品將書本堆疊成青春的面容與身體,呼應了青春期特有的敏感與造作,也與教材所代表的秩序形成強烈對比。這種“身體—知識”的視覺關系值得深入挖掘。
李洪波個展「高考」展覽現場 第三,焦慮與釋放的儀式感。高考如同一場全民“賭注”,承載家庭與個人的期望。展覽可更充分呈現這種焦灼感,例如通過“拾起—丟棄—再拾起”的互動行為,隱喻難以卸下的負擔。展覽最終引發的是對規訓文明與青春生命之間張力的思考:在AI時代,教材是否仍是必要的?我們如何面對標準化教育與個體自由之間的沖突?一個好的展覽不在于給出答案,而在于持續推動觀者反思根本的人性與制度問題。它的意義,正存在于不斷延展的討論與叩問之中。
研討會現場嘉賓合影 |